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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人民网海口4月26日电 4月26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海南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以下为2016年海南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系第160922号“五粮液”商标图像及第1207092号“”的注册商标所有权人。“五粮液”牌商标在首届“中国驰名商标”消费者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商标于2008年度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五粮液品牌从诞生至今获得了一百多件国内外顶级奖项。1956年,五粮液荣获中国食品工业部各大名酒尝评第一名。1991年,五粮液荣获首届中国“十大驰名商标”之一。五粮液酒四次蝉联“国家名酒”称号,四度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章。2006年,五粮液荣获中国首届“中华老字号”称号,经2014年B&F睿富全球排行榜和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五粮液品牌价值为700多亿元,连续19年稳居食品行业榜单第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五粮液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品牌价值极高。2015年1月,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公司)经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取得了第160922号“五粮液”图像注册商标的独占使用权、第1207092号“”注册商标的普通许可使用权,以及对在中国境内侵犯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2016年4月13日,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消费者投诉,对海口鸿洲埃德瑞皇家园林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洲埃德瑞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会同“五粮液”品牌售后服务人员及技术人员对该公司处的9瓶“五粮液”(52度、500毫升)白酒进行鉴定,认定确属假冒商标产品。2016年4月29日,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海工商处[2016]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五粮液公司认为鸿洲埃德瑞公司销售侵犯上述商标权商品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五粮液公司的商标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赔偿合理开支的法律责任。因此,五粮液公司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鸿洲埃德瑞公司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二、判令鸿洲埃德瑞公司赔偿五粮液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人民币20万元;三、判令鸿洲埃德瑞公司登报消除影响;四、判令鸿洲埃德瑞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鸿洲埃德瑞公司辩称:鸿洲埃德瑞公司曾经在三亚五粮液系列商品专卖店购买了12瓶酒,并开具了发票,但鸿洲埃德瑞公司无从知晓该专卖店与五粮液公司是什么关系,鸿洲埃德瑞公司作为消费者并不明知这不是五粮液酒厂的产品。鸿洲埃德瑞公司购买这12瓶酒是合法取得,是善意取得,以发票为证,鸿洲埃德瑞公司没有侵权的故意。因五粮液公司向工商局举报,工商局来查处时,鸿洲埃德瑞公司已出示了购酒发票,但工商局仍作出46号决定书,认定该12瓶酒虽称在五粮液系列商品专卖店购买,但属于假酒所以没收。因为该事实已被工商局认定,五粮液公司也没有向上一级工商局申请复议即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五粮液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琼01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一、鸿洲埃德瑞公司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即立即停止销售假冒“五粮液”品牌白酒;二、鸿洲埃德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五粮液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50000元;三、驳回五粮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五粮液公司享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注册的第160922号“五粮液”商标图像的独占使用许可权及第1207092号“”商标的普通许可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适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五粮液公司对于鸿洲埃德瑞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可以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鸿洲埃德瑞公司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五粮液公司主张鸿洲埃德瑞公司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在案件审理中,鸿洲埃德瑞公司提交其在三亚市购买12瓶52度五粮液酒的销售发票(2010年10月22日)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用以证明其不知道销售的白酒侵犯了涉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购酒发票开票时间为2010年10月22日,侵权时间发生在2016年4月13日,但在海南省国税发票查询系统查询不到该发票的信息,因此,该发票无法证明2016年4月13日销售的假冒五粮液酒系其合法购买取得。其次,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没有认定鸿洲埃德瑞公司侵犯五粮液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但认定鸿洲埃德瑞公司销售假冒五粮液酒的事实,并对假冒五粮液酒予以没收,鸿洲埃德瑞公司亦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补充提交相关证据。综上,鸿洲埃德瑞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知道销售的白酒侵犯了涉案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不能证明该商品系其合法取得,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因五粮液公司未提供鸿洲埃德瑞公司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或者侵权行为所受到损失的证据,五粮液公司亦未提供维权费用的具体数额,且待售假冒“五粮液”品牌白酒已被没收,鸿州埃德瑞公司因此被工商部门进行了行政处罚,故酌定鸿洲埃德瑞公司赔偿五粮液公司经济损失为50000元(包括维权费用)。

  五粮液公司诉请鸿洲埃德瑞公司登报消除影响,因五粮液公司未举证证明鸿洲埃德瑞公司侵害商标权的行为造成五粮液公司的企业名誉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不良影响,并导致社会评价的降低,故对五粮液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海南多美丽饮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饮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多美丽公司)于2012年1月5日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约定:海南多美丽公司(乙方)加盟广州多美丽公司(甲方),广州多美丽公司授予海南多美丽公司在海南省范围内使用“多美丽”系统进行区域特许经营,授权许可海南多美丽公司在海南省范围内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合同有效期30年,从2012年1月5日至2042年1月4日;同时约定:广州多美丽公司不得自己直营、与第三人联营、加盟式再许可第三方在乙方(海南多美丽公司)授权区域内使用甲方系统开设多美丽快餐店,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培养或支持第三方采用与“多美丽”系统相似或相近的经营方式开店。2012年1月5日,广州多美丽公司向海南多美丽公司出具《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证明》,同意海南多美丽公司在海南省范围内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进行快餐的被特许经营,期限从2012年1月5日至2042年1月5日止。

  2009年7月13日,王琼、黄庆磐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商品采购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广州多美丽公司于同日向王琼、黄庆磐出具《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证明》,同意王琼、黄庆磐在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57号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进行快餐特许经营,期限为2009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特许经营期限与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一致。

  2014年10月1日,原合同到期后,王琼又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商品采购合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广州多美丽公司于同日出具《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证明》,同意王琼在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57号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进行快餐特许经营,期限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特许经营期限与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一致。

  海南多美丽公司诉称:2012年1月5日,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多美丽”的商标注册人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依照合同约定获得“多美丽”商标在海南范围内的独占使用商标许可权,许可期限自2012年1月5日至2042年1月4日止。“多美丽”商标注册号为第6661053号,核定使用商品为第43类,包括餐厅、快餐馆、备办宴席、咖啡馆、住所、流动饮食供应商等商品,注册有效期限自201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3日止。2016年7月,海南多美丽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市场调查时发现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在没有获得许可授权的情况下,在经营场所外部多处打出大幅的“多美丽”招牌,在宣传单、订餐卡及营销宣传上显著标注“多美丽”文字,侵犯了海南多美丽公司对“多美丽”商标在海南省范围内的独占许可使用权。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多美丽”商标在海南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其属于海南多美丽公司的加盟店或直营店。海南多美丽公司以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停止侵犯海南多美丽公司独占使用“多美丽”商标许可权的行为,立即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多美丽”字号并销毁带有“多美丽”字样的产品宣传资料、店面招牌和产品外包装;2.判令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在《海南日报》刊登赔礼道歉声明消除影响;3.判令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辩称:一、 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早在2009年已合法取得和拥有“多美丽”商标使用权,对海南多美丽公司并不构成侵权。2009年7月13日,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采购协议》等合同。广州多美丽公司向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出具了《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证明》,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进行特许经营的时间为5年,自2009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为此向广州多美丽公司支付了加盟费40万元、设计费2万元、保证金3万元,并按每月6000元标准支付商标使用费。而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相关特许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月5日,明显晚于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所签订的时间。2014年10月1日,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采购协议》,对此前双方的特许经营关系进行了延续。同日,广州多美丽公司出具了《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证明》,双方约定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加盟广州多美丽公司,向广州多美丽公司支付了加盟费25万元、商标使用费129048元。在双方第二次签订合同之前,广州多美丽公司向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提供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和广州通明律师事务所向海南多美丽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以证明广州多美丽公司早已与海南多美丽公司解除《特许经营合同》。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正是在知道其双方已解除合同后,才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已获得广州多美丽公司的授权,使用期限为5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因此,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在加盟“多美丽”特许经营的过程中,合法取得和拥有“多美丽”商标使用权,对海南多美丽公司并未构成商标侵权。二、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已于2013年解除,其已丧失“多美丽”商标使用权,无权提起本案诉讼。2012年1月5日,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约定广州多美丽公司授权海南多美丽公司在海南省范围内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多美丽”经营的专有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授权期限为30年,自2012年1月5日起至2042年1月4日。海南多美丽公司应向广州多美丽公司一次性支付区域代理费598万元,每月支付注册商标使用费5万元,5年后每5年递增20%。合同签订后,因海南多美丽公司未按时付清200万元的区域代理费,经广州多美丽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未付清。2013年12月18日,广州多美丽公司通过广东通明律师事务所向海南多美丽公司邮寄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海南多美丽公司已收到该通知且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早在2013年,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公司的《特许经营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终止,已丧失“多美丽”注册商标在海南省区域的使用权,海南多美丽公司无权对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提起本案诉讼。3.广州多美丽公司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广州多美丽公司作为“多美丽”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与海南多美丽公司和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均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等,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琼96民初14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海南多美丽饮食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海南多美丽公司与广州多美丽公司于2012年1月5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广州多美丽公司授权海南多美丽公司在海南省范围内特许经营中使用“多美丽”注册商标,并约定“甲方(广州多美丽公司)不得自己直营、与第三人联营、加盟式再许可第三方在乙方(海南多美丽公司)授权区域内使用甲方系统开设多美丽快餐店,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培养或支持第三方采用与‘多美丽’系统相似或相近的经营方式开店”,故海南多美丽公司取得案涉商标于2012年1月5日起至2042年1月4日止在海南省范围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与广州多美丽公司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期限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根据合同约定,该许可模式为普通许可。现海南多美丽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的合同系伪造,故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应予确认。

  本案广州多美丽公司存在数次重复授权许可的情况,其先是授权王琼在2009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使用案涉商标,又许可海南多美丽公司在2012年1月5日至2042年1月5日期间在海南省范围内独占使用案涉商标;在王琼之前的许可使用到期后,又于2014年10月1日再次与其签订合同,授权王琼在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使用涉案商标。因此,应认定广州多美丽公司存在重复授权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商标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许可合同经过商标局备案。虽然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是在后的被许可人,但其提供了广州多美丽公司致海南多美丽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和律师函,该通知书和律师函虽为复印件,但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并非上述材料的发出人或收件人,不能提供原件情有可原,符合常理。况且,海南多美丽公司也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材料系伪造。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在广州多美丽公司向其提供上述材料的情况下,基于对广州多美丽公司的信赖与其签订合同,已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应当认定其为善意的一方。在海南多美丽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商标使用许可经商标局备案的情况下,依法不能产生对抗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的效力。故海南多美丽公司主张澄迈金江多美丽餐饮店侵犯其商标独占使用许可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2011年4月28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取得了第8228211号“小米”文字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便携计算机;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程序);计算机软件(已录制);笔记本电脑;电子出版物(可下载);可视电话;手提电话;手提无线电话机;带有图书的电子发声装置;计算机游戏软件(截止)。注册有效期限为2011年4月28日至2021年4月27日。2012年7月7日,小米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取得了第8911270号“”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电池;电池充电器;电脑软件(录制好的);录音器具;摄像机;手提电话;头戴耳机;卫星导航仪器;与计算机联用的打印机;照相机(摄影)(截止)。注册有效期限为2012年7月7日至2022年7月6日。2013年7月30日,小米公司名称由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3月30日,小米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李智成、孙旭升经调查发现,海口一键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键通公司)在海口市坡博路经营的天翼一键通广昌花苑专卖店销售“”商标的移动电源,两人遂购买该移动电源一个,支出110元。同日,天津市南开公证处两名公证员对上述销售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小米公司认为一键通公司的行为已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故诉至法院。

  小米公司诉称:小米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互联网电视自主研发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小米公司首创用互联网模式开发手机操作系统的方式,将小米手机打造成全球首个互联网手机品牌。小米公司注册的第8911270号“”和8228211号“小米”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包括“手提电话、手提无线电话、可视电话、头戴耳机、卫星导航仪器”等。上述商标均在专用权保护期限内。其中,“”是小米公司名称“小米”的“米”字的拼音,也是Mobile Internet的缩写,代表小米公司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倒过来是一个心字,少一个点,意味着小米要让我们的用户省一点心。“小米”则是“小米加步枪”来征服世界的含义。自成立至今,小米公司一直在“手机、耳机、路由器、电视”等商品中使用上述商标,小米公司运用独特的“小米模式”经营小米手机,曾引发中国当时罕见的“小米手机购机热潮”,引起全社会对“小米模式”的热议。深具独创性和显著性的商标也在市场中独树一帜,获得无数好评。因此,上述商标在宣传和使用中已具备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2014年,小米手机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3位,且小米公司的创新力排名世界第35名。但是,随着小米手机等米系列产品的火爆热销,众多市场主体瞄准上述商标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假冒的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充斥市场,存在大量生产、销售与“”、“小米”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手机、耳机、移动电源等商品的侵权行为,损害小米公司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经调查发现,一键通公司在海口市坡博路其经营的天翼一键通广昌花苑专卖店,销售假冒小米公司“”商标的移动电源,天津市南开公证处的公证员对上述销售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见证据(2015)津南开证经字第188号《公证书》]。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之规定,一键通公司的前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小米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侵权责任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一键通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害“小米” (商标注册证号为8228211)和图形“”(商标注册证号为8911270)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2、一键通公司赔偿小米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3、一键通公司承担小米公司为调查取证、制止侵权、聘请律师所支出的合理费用5000元;4、一键通公司在《海南日报》刊登道歉声明,就其侵权行为消除影响;5、一键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键通公司辩称:一键通公司销售的假冒“小米”移动电源并不是一键通公司所生产的,是朋友拿过来委托一键通公司代销,一键通公司当时并不清楚是假冒的“小米”移动电源,不存在故意或者恶意行为,目前也早已停止销售该类移动电源。小米公司要求一键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无事实依据。一键通公司合计才销售此类移动电源不到十个,对小米公司这一要求表示不予认可。小米公司要求一键通公司承担小米公司为调查取证、制止侵权、聘请律师所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一键通公司不予认可,因小米公司并未聘请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所提供的律师费发票复印件载明的购买方亦并非小米公司。综上,请求驳回小米公司的第二、三、四、五项诉讼请求。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6)琼01民初19号民事判决:一、一键通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害小米公司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移动电源的行为;二、一键通公司赔偿小米公司经济损失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8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小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一键通公司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

  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侵权赔偿数额,当事人均不能按照法律规定举证证实对方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或者自身因侵权行为所受到损失,故在考虑赔偿数额时,均由法院在法定赔偿额度内,考虑侵权规模、时间、产品的通常利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来确定赔偿数额,二审法院在诉讼中应加大调解力度,帮助当事人分析利弊,促使当事人对争议事实、法律和赔偿数额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有助于最终达成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公司)于1995年12月29日经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国际、国内(含港澳)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与航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航空旅游等。海南航空公司于1999年6月获“98旅客话民航”用户评价第一名;自2001年9月之后相继取得“海南企业30强第一名”、“最具影响力的海南知名交通运输企业”、“最具品牌形象上市公司”、“最具影响力的海南知名交通运输企业”等29项业界内的荣誉称号。海南航空休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于2006年6月28日经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出租汽车客运、自驾车、汽车维修设备、旅游房车、大客车、货柜车的租赁、旅游公交客运(专线)。

  海南航空公司与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于2007年至2011年期间曾签订有《临时车辆租赁协议》及《员工班车租车协议》等合同。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的运营车辆车身上喷涂有“海航休闲租赁”或“海南航空休闲车队”字样。2014年4月10日,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车身喷涂有“海航休闲租赁”字样的车辆被租赁前往文昌春游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该事故在社会上造成较为广泛的影响,互联网上也有相关事件的报道。

  海南航空公司以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企业名称及在车辆车身上突出使用“海南航空”字样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海南航空公司存在特定的联系,对其声誉及商业信誉造成损害,更给广大群众和媒体造成了混淆和误导的不良社会影响,已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并变更其企业名称,不得再使用包含“海南航空”字样的企业名称;2.判令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立即停止在其商品、服务及宣传上(包括但不限于车身标识)继续使用“海南航空”字样;3.判令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在省级以上报刊声明其与海南航空公司及海航集团没有投资等关联关系,消除对海南航空公司的不良影响,并进行赔礼道歉;4.判令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赔偿海南航空公司的经济损失200万元;5.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承担海南航空公司为维权而承担的相关费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等。6.判令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海南航空休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辩称: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的字号来源和名称构成合法合规。本案双方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不存在搭便车,傍名牌的行为和主观恶意。海南航空公司从未对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或其发起人的字号或公司名称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从事不同的行业,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海南航空公司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类似公司名称的注册在海南是普遍现象。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2016)琼01民初163号民事判决:一、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海南航空”字样;二、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海南航空”字样的车身标识;三、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海南航空公司50000元;四、驳回海南航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海南航空公司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该企业的知名度足以使相关公众将“海南航空”与该企业建立起某种关联关系,故“海南航空”已实际成为该企业名称的简称。而成立于之后的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海南航空”字样,同样足以使相关公众在双方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关系并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认及混淆。虽然本案双方的经营范围未有直接明确且具体的重合,但双方的经营范围均涉及交通领域,同属交通运输行业。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该条规定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使用含有“海南航空”字样的企业名称及在其公司车辆上喷涂“海南航空休闲车队”字样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侵犯了海南航空公司的企业名称权。因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侵权行为直到诉讼时仍在持续,其抗辩海南航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应当停止侵权及赔偿因此给海南航空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海南航空公司诉请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变更其企业名称,不得再使用包含(海南航空)字样的企业名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而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在变更其企业名称后,亦不应在其商品、服务、宣传等方面使用“海南航空”字样。

  因海南航空公司享有的企业名称权系一种财产权利,不具有人身或精神权利的内容,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侵犯了其人身或精神权利,且通过本案诉讼已可达到向相关公众公示双方之间不存在投资等关联关系及消除影响这一目的,对海南航空公司要求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海南航空公司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的侵权行为对其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请求法院对此进行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故对海南航空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结合本案双方之间曾经存在过汽车租赁关系这一因素,再综合考虑海南航空公司企业名称的公众认知度、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持续时间和范围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50000元。

  另因海南航空公司举证证明维权费用的实际发生或发生的具体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其请求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在其商品、服务及宣传上(包括但不限于车身标识)停止使用“海南航空”字样,亦未能举证证明海南航空汽车租赁公司除了在车身上喷涂“海南航空”字样构成侵权外,尚有其他形式的侵权,故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卢福营所著的《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收录入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6年3月出版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文库》中。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面向公司)主张通过与作者卢福营签订了《委托汇编与版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获得卢福营转让的该作品的著作权。三面向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海淀第二公证处2005年11月18日出具的(2005)京海民证字第6100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证明2005年3月18日“卢福营”与三面向公司签订的《委托汇编与版权转让合同书》的复印件与原件内容相符。 《合同书》上甲方有“卢福营”的签字,下方注明的附件有:甲方(“卢福营”)身份证复印件及乙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合同书》主要约定:乙方(即“卢福营”)委托甲方(即三面向公司)汇编的上述作品及汇编作品中包含的每篇文章,除署名权和本合同约定的转让金外,在合同期内版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在行使版权时如发现有第三方侵犯作品署名权的,由乙方直接代为主张权利;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版权转让期为10年。

  三面向公司发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海南改发院)未经许可亦未支付报酬,在其网站通过互联网传播三面向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一文。海南改发院的行为已侵犯了三面向公司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利。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面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詹启智于2015年1月21日到北京市方园公证处对海南改发院的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2015)京方圆内经证字第21599号公证书及录像文件中,记录有海南改发院网站使用涉案文章的事实,海南改发院对使用涉案文章的事实亦予认可。

  三面向公司诉称:海南改发院未经许可亦未支付报酬,在其网站 通过互联网传播三面向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一文。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条“使用者未与著作权人签订书面合同,或者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未约定付酬方式和标准,与著作权人发生争议的,应当按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付酬标准的上限分别计算报酬,以较高者向著作权人支付,并不得以出版物抵作报酬”,第十四条第一款,及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对《关于如何确定摄影等美术作品侵权赔偿额的请示》答复的函等,本案作品5 千字,每千字300元,共计稿酬 1500元,本案按5倍计算,索赔损失 7500 元,三面向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元,差旅费预计1836元(以实际发生额为准)。三面向公司以海南改发院的行为侵犯了其依法享有著作权为由,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南改发院赔偿三面向公司稿酬损失、合理费用合计 12336 元;2.诉讼费用由海南改发院承担。

  海南改发院辩称:一、三面向公司不是提起本著作权侵权诉讼的适格主体。第一,三面向公司诉称与作者卢福营签订的《合同书》,并基于该《合同书》向海南改发院主张权利是不能成立的。三面向公司提供的《合同书》公证书也仅仅证明了《合同书》复印件内容与原件内容相符,但未直接证明《合同书》中的签名系作者本人所签,故《合同书》中约定的著作权转让行为是否为著作权人卢福营所为,内容是否是著作权人卢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均没有证据证实。因此,仅凭《合同书》不能认定三面向公司已合法拥有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并据此可以向海南改发院主张权利。第二,即使三面向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合同书》是真实可信的,该《合同书》也已过有效期。根据该《合同书》第10条约定:“本合同版权转让期为10年。版权转让期满双方可以根据情况续签版权转让合同。”该《合同书》于2005年3月18日签订,至2015年3月18日已满10年。在无证据显示三面向公司与作者卢福营续签《合同书》的情况下,该《合同书》的效力已完全终结,《合同书》中约定三面向公司所享有的版权归于消灭,三面向公司无权向海南改发院主张权利。三面向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的2015年1月30日,对涉案内容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但其并没有在《合同书》约定的有效期内进行诉讼,而是拖至2016年7月28日《合同书》效力终结一年后才向海南改发院主张权利。其主张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上述可见,三面向公司不是提起本著作权侵权诉讼适格主体,不能代表著作权人卢福营提起诉讼。二、海南改发院没有侵犯著作权人所享有的著作权。海南改发院是中编办批准注册的事业法人,是专门从事改革研究的公益性研究机构。海南改发院主办的中国改革论坛网,是非经营性的学术研究网站,所发表或者转载的个别文章,仅供我国改革领域研究人员学习、研究、交流之用,不收取任何费用。2011年7月3日,海南改发院在中国改革论坛网,用百度检索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网站发表的(2002年)《卢福营: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一文,因该文并没有注明不得转载,海南改发院即在中国改革论坛网“农村改革理论前沿栏目”转发,仅供农村发展与改革研究人员学习和研究之用。从2002年起,该篇文章在百度学术、百度文库等几十个网站都进行过链接转载。海南改发院在转载的网页上对文章的来源及作者都进行了标注,并没有侵犯卢福营的著作权。依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关于“向公众提供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规定,海南改发院转发该文属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并没有侵犯著作权人所享有的著作权,也未给著作权人造成损失,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即使海南改发院应承担侵权责任,三面向公司提出的赔偿数额也明显不合理。三面向公司按稿酬1500元的5倍计算海南改发院索赔损失7500元。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差旅费也没有合理依据,均不予认可。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6)琼01民初241号民事判决: 驳回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即为作者。三面向公司提交的《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作品的署名作者为“卢福营”,据此确认《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一文的作者是卢福营。三面向公司认为其受让取得涉案文章的著作权,其提供的证据中,《委托汇编与版权转让合同书》是证明三面向公司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并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海南改发院对“卢福营”的签字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以及《合同书》约定的版权转让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三面向公司对其拥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应当负有排除任何逻辑上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然而,本案《合同书》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十年版权转让期于2015年3月18日届满,三面向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在三面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三面向公司与卢福营续签版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三面向公司已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侵权,对此三面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三面向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享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主张海南改发院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陆杰于2009年2月3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蔬菜水果分选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于2010年2月10日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专利号为ZL 2009 2 0140482.5,专利权期限为十年。具体的权利要求为:1.一种蔬菜水果分选装置,其特征是,它包括机架(1)和传动电机(2),在机架(1)的一端装有传动轴(3)在传动轴(3)上装有两个轮动链轮(5)和一个传动链轮(6);在机架(1)的另一端装有另一传动轴(4),在传动轴(4)上装有两个转动链轮(5);两条特制输送链条(7)分别套在转动链轮(5)上,特制输送链条(7)由中心开槽的链板相邻排列组成,在两条输送链条(7)上装有带长轴的圆管a,圆管a的长轴装在中心开槽链板的d槽中,并伸出槽外,圆管a可在d槽的范围内上下移动,在机架(1)的两长边的上方装有能上下调动的托轨(8),托轨(8)托住圆管a伸出链板槽的长轴,在圆管a的下方设有选出物的送出槽或输送带(9)。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蔬菜水果分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托轨(8)可做成三角形状,调整托轨(8)的高度可改变相邻圆管a之间的距离。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蔬菜水果分装装置,其特征在于:圆管a可绕其轴心转动。取得该专利权后,陆杰开始设厂生产蔬菜水果分选机并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销售。

  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于2012年8月21日成立,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生产圣女果分级机。庭审中,临海市利农机械厂自认从2014年底开始,在海南共计销售圣女果分级机20台,其中向佳伟公司出售7台,被退回1台;向陈锋出售1台;向周继敏出售4台。

  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于2016年8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陆杰的实用新型专利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6年8月17日受理无效宣告请求。

  2016年8月19日庭审结束后,案件审理法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原告陆杰和被告临海市利农机械厂对被告临海市利农机械厂生产的“圣女果分级机”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进行比对。被告临海市利农机械厂认为,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相比,涉案产品缺少权利要求1记载的两个技术特征,另有两个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具体为:1.涉案产品缺少传动链轮(6);2.涉案产品中的托轨位于机架两长边的内部,不存在“托轨(8)位于机架(1)的两长边的上方”这一技术特征;3.涉案产品中的传动轴(3)和传动轴(4)上均装有四个转动链轮(5),而涉案专利要求1记载了传动轴(3)上装有两个转动链轮和传动轴(4)上装有两个转动链轮;4.涉案产品使用的是“梯形托轨”,而权利要求1中对托轨(8)只有功能性描述,没有具体实施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只能按照说明书和附图确定其具体实施方式,而说明书和附图只记载了托轨(8)做成三角形状的实施方式,因此权利要求1中的托轨(8)限定了“托轨(8)做成三角形状”,两者形状不同。原告陆杰认为:1.认可被诉侵权产品确实没有传动链轮;2.不认可被告的第二点比对意见,权利要求1中的表述意指托轨与机架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托轨必须安装在机架的正上方;3.认可被诉侵权产品每边传动轴上有四个传动链轮,但区别的原因在于被诉侵权产品上两边都有两条传动轴,而原告机器上每边只有一条传动轴;4.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托轨形状也是三角形,而且权利要求1是核心技术特征,权利要求2、3是对权利要求1的补充,陆杰专利的核心技术就是托轨(8)托住圆管a伸出链板槽的长轴,无论托轨做成什么形状,都要满足这一要求,机器才能有实用价值,只要被诉侵权产品和原告的专利关键技术一致,就落入原告专利的保护范围。

  陆杰认为临海市利农机械厂生产的圣女果分级机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权,遂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临海市利农机械厂等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陆杰诉称:2009年2月3日,原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蔬菜水果分选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2010年2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原告颁发了蔬菜水果分选机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号为:ZL 2009 2 0140482.5。取得专利证书后,原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制造蔬菜水果分选机,并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陵水县)选址办厂,市场销售前景较好。2014年12月,原告发现被告临海市利农机械厂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原告的专利技术,仿造原告的蔬菜水果分选机,在陵水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昌江县)等地销售,销售量达到36台。被告吴茂法、李成任明知是侵权产品还积极地销售获利,被告张天海明知是侵权产品,还跟吴晓明购买了四台侵权产品。上列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原告市场销售量锐减,营业额急剧下降,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临海市利农机械厂辩称: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理由如下:1.涉案产品缺少权利要求1记载的两个技术特征,另有两个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因此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根据全面覆盖原则,被告生产的产品并未侵犯原告的专利权;2.原告请求赔偿经济损失70万元,没有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应不予支持。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16)琼96民初97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陆杰负担。

  宣判后,陆杰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琼民终28号民事判决:1.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琼96民初97号民事判决;2.临海市利农机械厂停止制造、销售、使用涉案侵权产品,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杰支付侵权赔偿款人民币10万元;3.驳回陆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有关利农机械厂生产的产品是否侵犯陆杰实用新型专利的问题。利农机械厂生产的产品与陆杰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品均为水果分选装置,属同类产品。利农机械厂的产品与陆杰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书存在区别,这些区别是否足以排除侵权认定,是本案审理的重点。利农机械厂认为陆杰权利要求书记载托轨在机架两长边的上方,而其产品的托轨位于机架两长边的内部,特征不等同。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及其附载的图片,机架两长边指的是位于a管和d槽下方的机架边;而利农机械厂的产品同样存在a管和d槽下方的机架边,托轨位于机架两长边的上方的特征,与权利说明书的内容并无区别。利农机械厂认为涉案专利说明书要求的托轨形状是三角形,而其产品为梯形,特征不一致。该院认为,权利要求1是本案专利的主权利要求,权利要求2和3为附属权利要求,托轨的功能是托起a管,达到调整a管间距的目的,利农机械厂的产品所拥有的托轨功能与权利要求一致。权利要求2载明托轨可做成三角形的形状,而利农机械厂的产品托轨也是下宽上窄,形似梯形,但也仅是缺少了三角形的尖顶部分,托轨形状的细微调整,在本案中并不构成本质上的特征区别,仍落入专利的保护范围。利农机械厂认为在传动方式上,其产品与权利说明书有明显的区别,其中包括缺少转动链轮(5),传动轴(3)、转动链轮(6)的数量不一致,转动原理不一致,利农机械厂的转动原理为蜗杆转动,权利要求书中的产品为链转动。陆杰则主张二者转动方式虽存在区别,但构成功能等同,属等同技术特征,构成侵权。该院认为,涉案专利在传动方式上采用链传动,利农机械厂生产的产品采用蜗杆传动,不同的传动方式必然导致传动系统部件上存在部分差异,这些差异是否构成功能等同,应结合本案实际予以认定。本案产品并非一个单纯地动力装置,并非提供一个动力技术方案;而是由多个机械部件组合而成,提供水果蔬菜的分选技术方案。涉案产品的传动系统包括电机、传动链轮、转动链轮、转动轴等,这些部件在本案中并非单独用于解决某种技术问题,而是共同为涉案产品提供动力来源,因此,本案不宜将传动系统中的单个部件作为单独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而应将传动系统视为一个完整的技术特征予以比对。利农机械厂用蜗杆传动替代专利说明书中的链传动,二者虽存在不同,但同样起到输送蔬菜水果到分选部位的功能,其效果基本一致,对整个产品而言无明显创新。链传动和蜗杆传动都是常见的传动方式,本案传动方式的替换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有关技术特征等同的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技术特征等同。利农机械厂主张对等同原则的适用需施加必要的限制,谨慎适用,兼顾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该院认为,《专利法》及其司法解释已对等同原则的适用作了严格的限定,本案并不存在《解释》第五条、第六条所规定的不能适用等同原则之情形,故等同原则在本案中仍可适用。

  综上所述,利农机械厂生产的产品与陆杰实用新型专利虽存在差异,但差异部分构成技术特征等同,根据《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规定,利农机械厂生产的涉案产品落入陆杰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构成侵权。

  1.有关利农机械厂的责任承担。陆杰依法取得的涉案专利受到法律保护,依据《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利农机械厂未经陆杰的许可,生产的水果分选机侵犯了陆杰的实用新型专利,陆杰有关请求利农机械厂停止制造、销售、使用涉案侵权产品具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陆杰请求利农机械厂赔偿经济损失70万元,其明确是依据利农机械厂的侵权获利来确定其经济赔偿数额。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将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作为经济赔偿的计算依据。本案证据显示利农机械厂出售的产品价格在2.5万-2.8万元之间,并非陆杰所主张的3.5万元;本案陆杰和利农机械厂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的生产成本及利润;考虑到利农机械厂是异地生产,中间还存在运输费用、销售费用及相关的人员成本,因此,二审法院对陆杰有关利农机械厂每台产品利润为2.5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酌定每台侵权产品的利润为5000元。陆杰虽主张利农机械厂销售侵权产品超过30台,但缺少相应的证据证明;利农机械厂自认其销售数额为20台,本院以20台为基数计算利农机械厂的侵权获利为5000元X 20台 = 10万元。

  2.关于吴茂法的责任承担。吴茂法系利农机械厂经营者吴晓明之父亲,涉案侵权产品为利农机械厂所生产,吴晓明庭审认可吴茂法系为利农机械厂进行销售,故吴茂法的销售行为应认定为利农机械厂之销售行为,责任由利农机械厂承担。因此,陆杰有关请求吴茂法停止制造、销售、使用涉案侵权产品以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3.有关李成任、张天海的责任承担。李成任、张天海从利农机械厂购买涉案产品后,是自己使用还是另行出售,本案无证据证明。本案李成任、张天海对专利的认识度较低,在购买涉案产品时,无法获知涉案产品为侵权产品,且已向利农机械厂支付了相应货款,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且举证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上述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者举证证明其已支付该产品的合理对价的除外。”的规定,陆杰有关李成任、张天海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系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应注意以下几点:1.合理确定专利产品的技术特征;2.对涉嫌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权利产品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3、在比对过程中应合理适用等同原则。

  确定产品的技术特征是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重点及难点,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产品的技术特征进行归纳。本案专利产品为水果蔬菜分选装置,涉嫌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的最大不同在于动力系统的区别,在确定技术特征时,是以整个动力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还是将动力系统中的不同部件作为不同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是二审法院主要思考的重点。二审法院参考了多个法院的判例,在包含动力系统的机械设备侵权案件中,绝大多数的法院均将动力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二审法院认为,如果产品是个动力装置或动力方案,那么应该将动力系统的单个部件作为单独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但如果产品是包含动力系统的机械设备,那么不宜将动力系统的单个部件作为单独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而应该将整个动力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特征予以比对。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认为,在机械设备中,利用现有技术中常见的动力方案进行简单地替换,产生的新产品仍然与原有的产品构成技术特征的等同,构成侵权。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温海瀚与温荣系同胞兄妹,2014年8月7日温荣(美兰区东门市场温荣腊味店老板)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判刑。温海瀚在其胞妹温荣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就开始接手并继续使用温荣承租的美兰区新民东路66号民房生产、加工牛百叶、猪嘴肉等食品,并通过温荣原来摊位(海口市美兰区东门市场档口18-19号)的销售网络销往全岛各地。

  温海瀚明知其胞妹就是因为在牛百叶等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被判处刑罚,为获取非法利益,铤而走险效仿其胞妹温荣的生产制作方法,再次以甲醛为原料浸泡上述食品并进行销售。

  2016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会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被告人温海瀚的食品加工点(海口市美兰区东门市场新民东路66号)进行现场检查,当场抓获温海瀚,并现场扣押牛百叶20kg(散装)、猪嘴肉82.12kg(散装)、甲醛溶液1瓶、不明液体1桶、票据1箱及牛肚等其他食品若干。

  经鉴定,从现场扣押的牛百叶、猪嘴肉及甲醛溶液、不明液体中检出甲醛成分;从温海瀚销售给他人的牛百叶、毛肚中也检出甲醛成分。甲醛是《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的物质。

  从现场查获的收货单等票据中发现有牛百叶的销售记录。经审查收货单等票据及综合案卷材料查明,温海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466.1斤,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猪嘴肉164.24斤,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066.1斤,价值16776.5元。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琼0108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一、温海瀚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二、扣押在案的牛百叶(20公斤,散装)、鱼肚(14公斤,散装)、猪嘴肉(82.12公斤,散装)、甲醛溶液(一瓶,未开封,500ml)、甲醛溶液(2瓶,空瓶)、不明透明液体(一桶,22公斤,蓝色塑料桶)、不明透明液体(一桶,空桶,黑灰色塑料桶)、票据(一箱,零散单据:95张(49销售+21购买+22物流+3其他,票据本:14本(川妹6本+绿3本+蓝5本)予以没收销毁。

  宣判后,温海瀚不服,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2016)琼01刑终5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温海瀚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并将加工出来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应予惩处。对温海瀚提出其主观上没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故意,原审判决认定其生产有毒有害牛百叶1466.1斤、销售1066.1余斤有毒有害牛百叶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温海瀚的供述证实其在妹妹温荣因加工食品添加甲醛等被抓的情况下,仍在温荣腊味店后面的民房内继续用烧碱、甲醛加工牛肚、牛百叶,然后通过温荣腊味店对外出售;证人证言、扣押清单、检验报告证实从温海瀚处购买的牛百叶检验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公安机关扣押的食品原料、收货单查明温海瀚共收购牛百叶1466.1斤,销售单据证实温海瀚已销售牛百叶1066.1斤,价值16776.5元。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温海瀚在明知其加工的食品系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仍将大量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销售,原审判决认定温海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维持;对辩护人提出温海瀚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数量少,危害后果小,其销售行为情节轻微,且有初犯、偶犯、认罪、悔罪等酌定从宽情节,原判量刑过重,建议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该院认为,食品安全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应予从严惩处,温海瀚明知其胞妹温荣就是因为在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被判刑,却仍效仿温荣做法,继续使用甲醛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并进行销售,其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危害极大,其行为不属于情节轻微,辩护人所提其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013年10月起,被告人黄达豪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向“春子”、“阿威”销售伪劣卷烟共7700元。2013年12月5日17时许,被告人黄达豪雇佣货车司机倪永新(另案处理)到三亚市金鸡岭东三巷26号国通快递公司将卷烟运输至港门村东二路83号仓库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当场扣押仓库内存放的软中华、硬中华、软玉溪、软牡丹、利群等12种品牌933.5条卷烟(经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金额139365元)。6日中午,公安民警与被告人黄达豪一起到三亚市金鸡岭路东三巷26号国通物流公司,扣押了被告人黄达豪准备用于销售的250条黄鹤楼牌卷烟(经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金额37500元)。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琼02刑初19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黄达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二、涉案12个品牌的假冒伪劣卷烟1183.5条,由扣押机关在判决生效后依法销毁。

  宣判后,黄达豪不服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琼刑终1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达豪未经许可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烟草制品,数额达184565元(其中:销售金额7700元,未销售货值176865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因黄达豪当庭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且涉案伪劣卷烟大部分尚未销售即被查扣,原判经充分考虑上述酌定情节对黄达豪从轻处罚,判处黄达豪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量刑适当。

  第一,关于非法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竞合下的处理。被告人黄达豪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仓储、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共计184565元,其中:销售金额7700元,未销售货值金额1768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伪劣卷烟、雪茄烟等烟草专卖品尚未销售,销售金额未达到五万元,但与未销售货值金额合计达到十五万元以上的,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第一条第五款“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规定,黄达豪非法销售假冒伪劣卷烟的行为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非法经营罪竞合。根据《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的解释》第五条“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本案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规定,本案应以处罚较重的非法经营罪对黄达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黄达豪当庭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且涉案伪劣卷烟大部分尚未销售即被查扣,原判经充分考虑上述酌定情节对黄达豪从轻处罚,判处黄达豪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量刑适当。

  第二,非法经营真烟或假烟均应构成非法经营罪。实践中,对《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的解释》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条款规定的烟草专卖品一般是指真烟,行为人只有非法销售真烟才构成非法经营罪,即非法销售假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明,无论非法销售真烟或假烟,均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一种观点是对法条的片面理解。理由是:如销售假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销售真烟才构成非法经营罪,则会造成“非法销售假烟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但非法销售假烟与非法销售真烟相比,非法销售假烟反而处罚较轻”,这既不符合刑罚的立法本意,也不利于体现司法公正。本案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关键点在于被告人是否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明,没有经营许可证明,则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非法经营罪竞合,应择一重罪即以非法经营罪处罚。如被告人已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明,则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只同时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竞合,应择一重罪即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处罚。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7月份左右,被告人陈求忠、陈求英夫妇租用李波位于抱由镇抱北村村口的房子用于生产米粉条,并在抱由镇第一农贸市场租用一摊位销售给县城地区居民和县城部分饮食店。平均每天生产的米粉500斤左右。为了让米粉条有弹性且不易变酸以便更好销售,被告人陈求忠购买了非食用物质硼砂,并添加进米粉条中。被告人陈求忠主要负责生产和送货,被告人陈求英主要负责在第一农贸市场销售。2014年8月13日,乐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米粉作坊张贴公告,公告要求不得在米粉中添加硼砂等非食用物质。2014年12月11日,乐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食品生产销售人员进行培训,明确要求不得在米粉中添加硼砂等非食用物质,被告人陈求忠参加培训。但被告人陈求忠、陈求英仍继续生产、销售添加硼砂的米粉条。2015年5月7日凌晨,乐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到陈求忠、陈求英作坊检查,并对米粉条抽样送检。经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2015年5月7日凌晨在陈求忠、陈求英米粉作坊查扣的米粉条中检测到非食用物质硼砂,硼砂含量为32.9mg/Kg。2015年6月3日凌晨,乐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联合乐东县公安民警对陈求忠、陈求英米粉作坊进行检查,并对米粉条(其中有6月2日生产的)和现场查扣的三分之二袋(重36.85Kg,包装袋上有“硼砂”字样)白色粉末状物体进行抽样送检,查封了米粉生产线。然后将被告人陈求忠、陈求英传唤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经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6月3日凌晨在陈求忠、陈求英米粉作坊查扣的于6月2日生产的米粉条中检测到非食用物质硼砂,硼砂含量为191.93mg/Kg。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检测,从陈求忠、陈求英作坊查扣的白色粉末状物体检验为硼砂。

  硼砂属于《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中的品种之一。根据“2015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项目参考值”,米粉中硼砂的参考本底值为4.0mg/Kg(每公斤食品中硼元素含量超过4.0mg时,即视为添加了硼砂)。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7日作出(2016)琼9027刑初3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陈求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被告人陈求英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三、作案工具米粉生产线依法予以没收(由查封机关乐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缴国库)。

  宣判后,陈求忠不服,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97刑终1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求忠于2014年8月13日、12月11日先后看到公告、参加食品安全培训,明知不应在米粉中添加硼砂,仍无视群众健康及法律规定,继续在米粉中添加并大量销售,主观恶性较大。硼砂是具有危险毒性的化工原料,硼砂进入人体,经胃酸作用变成硼酸,连续摄取会在体内蓄积,妨害消化道酶的作用,其急性中毒症状为呕吐、腹泻、红斑、循环系统障碍、休克、昏迷等。成人摄入1-3克硼砂就会中毒,摄入15克即能致人死亡,婴儿致死量为2-3克。陈求忠的行为已经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当庭认罪,原判在量刑时已经充分考虑。一审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四年六个月,罚金5万元,量刑并无不当。综上,其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陈求忠的辩护人认为判处5万元罚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陈求忠、陈求英侦查阶段均供述,2013年7月开始生产、销售粉条,添加硼砂,每天约生产500斤左右,至2015年6月被抓获时仍在生产。即使按其二审期间辩解的每天卖出200斤、每斤1.5元进行计算,其销售额已经超过10万元。根据2013年5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一审判处罚金5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陈求英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称原判量刑过重,应判处缓刑的意见。陈求英虽然属于文盲,但作为成年人及加工、出售食品的经营者,必须了解添加物的性质,有义务出售质量过关的食物。其上诉称没有明知的故意,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陈求英添加硼砂在米粉条中的事实,有其本人及其丈夫陈求忠的多次供述、从现场提取的硼砂为证,足以认定,其上诉称一审认定其添加硼砂证据不足,应予驳回;2014年陈求英和丈夫共同经营的米粉加工作坊被责令整改、并明确告知不能添加有害物质,但陈求英和丈夫陈求忠继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足见其无视法律、漠视群众健康的主观恶意。陈求英的行为已经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其当庭认罪,原判在量刑时已经充分考虑。一审对其从轻判处有期徒三年,罚金3万元,量刑并无不当。陈求英请求改判为缓刑,但从其现有表现,其并没有充分悔罪表现,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综上,其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故不予采纳。

  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海口粤广宝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诉海口市知识产权局、第三人海南南宝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撤销行政处罚案

  海口市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10月25日作出海知(字)2015第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海口琼山来宝塑料回收加工厂(以下简称来宝公司)、海口粤广宝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瓜果筐与海南南宝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宝公司)的‘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专利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相比:(1)两者的技术领域相同,均属于瓜果运输装置领域;(2)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相同,即来宝公司与宝来公司生产的瓜果框结构“筐盖上的透气孔是椭圆形,且透气孔均匀分布满整个筐盖上;筐盖上设有拉扣为长方片状结构,筐盖上的透气孔是椭圆形,且透气孔均匀分布在四个面上’落入南宝公司权利要求书的独立权利要求1记载‘包括筐篮、筐盖、拉扣,所述筐盖覆盖在筐篮上通过拉扣连接为一体,筐盖边缘均匀固定拉扣;所述筐盖由薄板、大筋、加强筋组成,大筋和加强筋交叉附在薄板上;所述筐篮由围栏、提手、标识板、透气孔组成;围栏成方筒形,围栏框架由大筋组成,四边及底部由薄板围成,薄板外侧均匀附有交叉的加强筋;围栏四边靠近开口位置设有提手,提手成椭圆形;在围栏小边的提手下方设有标识板,标识板为薄板;所述围栏四边及底部均匀设有透气孔’的保护范围之内,故两者结构相同;(3)产生的技术效果相同,即瓜果筐比纸箱强度高,抗冲击,适用周期长,可重复利用,降低成本。根据我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适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其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来宝公司与宝来公司的瓜果筐结构已落入了本案南宝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属侵权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决定如下:1.责令来宝公司、宝来公司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停止制造、销售与南宝公司专利相同的瓜果筐。2.责令将侵权的瓜果筐模具予以销毁。如不服该决定,可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来宝公司、宝来公司起诉称:一、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塑料筐与南宝公司持有的ZL5.0号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瓜果筐的技术特征完全不同,海口市知识产权局认定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的塑料筐属于专利侵权产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南宝公司提交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记载:1.围栏四边靠近开口位置设有提手,提手成椭圆形;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孔采用U形方槽结构;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扣成半圆扣结构;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其特征在于:所述大筋为R3的半圆形形状,加强筋成梯形。2018年潜江就业招聘信息发布(第二十八期,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塑料筐与上述瓜果筐的技术特征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1.南宝公司的瓜果筐围栏四边设由提手,提手呈椭圆形并被大筋切分为两个半椭圆形;而原告的塑料筐只在围栏两边设有提手,提手为一个完整的椭圆形。2.南宝公司的瓜果筐围栏的透气孔采用5排长U形方槽结构,底部的透气孔采用14排长U形方槽结构;而原告的塑料筐围栏的透气孔采用6排椭圆形方槽结构,底部的透气孔采用8排椭圆形方槽结构,与南宝公司的瓜果筐存在明显区别。3.南宝公司的瓜果筐拉扣成半圆扣结构,而原告的塑料筐拉扣成长方形片状结构。4.南宝公司的瓜果筐加强筋成梯形,而原告的塑料筐加强筋成交叉形。5.南宝公司的瓜果筐筐盖的透气孔均为大而稀疏的正方形,大筋呈V字排列;而原告的塑料筐筐盖的透气孔均为小而密集的长方形,大筋呈直行交叉状排列。如上所述,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塑料筐与南宝公司的瓜果筐的技术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别,该塑料筐的技术特征并未落入南宝公司专利权利要求书请求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塑料筐不应认定为侵权产品。海口市知识产权局在对比来宝公司、宝来公司的塑料筐与南宝公司的瓜果筐之间的技术特征时,仅断章取义的比对权利要求书记载的第1项内容,对两者的差异刻意忽视,且无视该权利要求书第2、3、4项内容对第1项权利特征的记载,显然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二、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在本案专利申请日前已经购买被控侵权塑料筐的模具,并已生产销售该塑料筐,因此其制造、销售的塑料筐不应认定为侵权产品。本案专利权的申请日为2014年10月8日,而来宝公司、宝来公司早在2012年就已经购买被控侵权的塑料筐的模具,并投入生产经营。这两三年以来,来宝公司、宝来公司的生产经营一直维持现状,仅在原有范围内生产销售,尤其自今年以来,来宝公司、宝来公司的生产经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因此,原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塑料筐的行为,不应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三、南宝公司持有的ZL5.0号实用新型专利属于现有技术,不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依法应认定无效。转运塑料瓜果筐作为农产品最基本的包装产品,在全国分布范围大,应用广,使用时间长,国内外早已广泛使用,瓜果筐结构均由筐盖、筐篮、拉扣、透气孔组成,南宝公司制造的瓜果筐采用的技术特征与上述塑料筐并无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显然属于现有技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的规定,因此,该专利应认为无效。四、海口市知识产权局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未要求南宝公司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出处理决定缺乏依据,具有违法性。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请求人出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而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5月26日对涉案专利出具的《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记载,该项专利权利要求1-3,5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权利要求4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初步结论为:全部权利要求1-5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故该评价报告对涉案专利作出否定性评价。因此,海口市知识产权局在处理南宝公司提出的专利侵权纠纷过程中,未要求南宝公司出具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上述专利权评价报告,也未对涉案专利的有效性进行全面审查,就认定该专利权有效,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作出该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具有违法性。据此,来宝公司、宝来公司诉至法院,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与宁夏宝丰请求:1.依法撤销海口市知识产权局海知(字)2015第02号专利侵权纠纷处罚决定书;2.判令海口市知识产权局承担本案诉讼费。

  海口市知识产权局辩称:一、海口市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明确。南宝公司系涉案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的专利权人。南宝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向海口市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请求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海口市知识产权局依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一条依法进行立案调查、答辩通知、口头审理。海口市知识产权局经审理查明:南宝公司于2014年10月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申请了名称为“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2014年12月31日获得专利权,专利号为ZL5.0,现在为有效专利。该专利涉及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1记载: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包括筐篮、筐盖、拉扣,所述筐盖覆盖在筐篮上通过拉扣连接为一体,筐盖边缘均匀固定拉扣;所述筐盖由薄板、大筋、加强筋组成,大筋和加强筋交叉附在薄板上;所述筐篮由围栏、提手、标识板、透气孔组成;围栏成方筒形,围栏框架由大筋组成,四边及底部由薄板围成,薄板外侧均匀附有交叉的加强筋;围栏四边靠近开口位置设有提手,提手成椭圆形;在围栏小边的提手下方设有标识板,标识板为薄板;所述围栏四边及底部均匀设有透气孔。来宝公司、宝来公司生产的瓜果筐包括筐篮、筐盖、拉扣,筐盖上设有长方形透气孔,透气孔均匀布满整个筐盖上;筐盖上设有拉扣为长方片状结构,筐盖上的透气孔是椭圆形,且透气孔均匀分布在四个面上。海口市知识产权局认为,来宝公司、宝来公司制造、销售的瓜果筐与南宝公司的“一种再生PP转运瓜果筐”专利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相比:(1)两者的技术领域相同,均属于瓜果运输装置领域;(2)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相同,即来宝公司、宝来公司生产的瓜果框结构“筐盖上设有长方形透气。